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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崛起让美国感到压力?因对华问题意见不合美国两党公开决裂

  美国,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将鸟类印在国徽中的国家,鹰(Eagle)几乎成为了美利坚合众国(United States)的代名词。而在美国政坛中行事风格过于强硬的人士,也被人们称为“人士”。这其中,曾经在道路上雷厉风行的特朗普(Donald Trump)、蓬佩奥(Mike Pompeo),以及众多共和党人“激进份子”都是典型代表。而随着近日一项由人主推、旨在通过“旁敲侧击”对中国施压的《鹰法案》(Eagle Act)正式接受美国众议院的审议,民主、共和两党在议题上蓄积已久的矛盾也如滔滔江水一般“一泻千里”。一度造成在该法案的态度上,议员积极推行、共和党议员极力反对的“奇葩”局面。

  据英国广播公司新闻(BBC)7月5日报道称:“议题一直被视为团队民主、共和两党的‘最佳利器’,但在《鹰法案》的背后则凸显出了美国两党共识下的意见分歧,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很可能要在没有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‘强推’该法案。”美国政坛陷入决裂,究竟是民主、共和两党本就“积怨颇深”,还是中国的“崛起”让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?航天君认为只能说是,这二者共同组成了美国目前所面临的“内忧外患”,出现混乱也是迟早的事情。

  作为美国重大政治决定的主要参与者,民主、共同两党之间虽有分歧,但更多的则是意见的交换与法案的协调,以达到互相监督、共同执政的目的。然而,在中国亚太崛起已成为既定事实的今天,如何妥善处理中美两国关系,两党时至今日都没有给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说法。对于此次“温和派”提出的所谓《鹰法案》,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尔·麦考尔(Michael McCaul)第一时间就表示强烈反对,并称其内容根本不够“鹰”,配不上“鹰法案”的名号。《鹰法案》全名为“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与接触法案”(Ensuring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and Engagement Act),其核心战略依然是拜登早年提出的“联合抗中”,只是将提升美国自身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也作为了战略的一环。内容包括增加投资以促进美国制造业、贸易,深化与盟国及合作伙伴合作以遏制中国,重新参与国际组织凸显美国“老大哥”身份等。

  相比于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华“一言不合就开干”的强硬态度,“拳拳到肉,脚脚撩阴”的惩罚性关税、技术产权封锁和“面对面”的军事对峙,给出的《鹰法案》显然“慢热”了许多,反倒给人一种先“闭关修炼”、再“广交好友”,最后再拉着“小伙伴”一起与中国“单挑”的架势,这是“正统”的共和党议员们所不能接受的,迈克尔·麦考尔更是认为:“《鹰法案》带有过于强烈的‘曲线救国’色彩,但实则是一种‘绥靖政策’。目前美国最缺的不是与中国抗衡的实力,而是遏制中国崛起的有限时间。在中美博弈处于争分夺秒的关键时期,却在‘纸上谈兵’。‘鹰法案’要求各部门将大量时间花在前期研究、收紧对技术出口的控制、对敏感个人数据取得的监管等外围工作上,将错失采取有意义行动的大把机会,理应遭到共和党的反对。”为何美国两党在“战略”的分歧如此之大?

 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钊更是作出了深入的分析,指出:“美国两大党在‘共同’的共识之下,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政治谱系,比如‘惩罚派’认为美国需要以最‘鹰’的手段全方位惩罚中国在贸易、南海、人权、新冠疫情等方面对美国利益造成的损失;‘拯救派’则承认中国依然是美国商品的重要出口市场,虽然两国分歧明显,彼此会激烈竞争,但不妨碍在某些领域有合作。”由此可见,美国在对中国“全面开战”的同时,国内两党之间也在进行着激烈的“南北战争”。

  民主和多党制从来都是一把“双刃剑”,而美国政坛的意见不合,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的“分裂”。不论是2021年总统大选导致的“美国国会大厦遭冲击事件”(2021 Storming of United States Capitol),还是美国对外政策在政府换届前后的“反复横跳”,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美国人民的内部团结、民主共和两党的团结。

  事实证明,《鹰法案》到底“鹰不鹰”并不是两党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,充其量只是引出了两党深层次“战略”差异的导火线。而被美国人奉为“国鸟”的白头鹰,实际上也并不像世人想象的那样外观美丽、性情凶猛。早在1784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期,本杰明·富兰克林(Benjamin Franklin)就曾极力反对用白头鹰(Bald Eagle)作为美国国徽,并称其品德及性格很坏、懒惰且胆小,主张用火鸡加以替代。

  现在看来,白头鹰就像是共和党与的“结合体”,拥有着富兰克林所述的所有特质。而美国两大党近期的勾心斗角、互相扯皮,不但让世界其他国家看到了一出精彩的“宫斗戏”,也激怒了以《华盛顿邮报》(The Washington Post)为首的美国媒体。就在本月初,《华盛顿邮报》还特意发表了一篇“美国国会应对中国采取一致的行动”(Congress needs to get its act together on China)的文章,指责民主、共和两党在“大是大非”前分不清主次,并称:“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并不完全与气候变化、新冠溯源、民主人权等议题有关,而是源于美国国会的运作状况不佳,‘’和‘’在对中国崛起看法上存在的根本差异。除非双方都意识到这一点并把他们的党派利益放在一边,否则美国面临的‘国家功能障碍’和‘南北分裂’症状将继续恶化,让美国引以为傲的‘民主’沦为削弱自身内部团结的罪魁祸首。”就连美国《国家利益》(The National Interest)杂志,也以“稳定分裂的世界:美中关系的前进之路”(Stabilizing a Divided World: A Path Forward for U.S.-China Relations)为题,表明:“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在世界霸主的位置上‘坐得太久’,以至于在处理中国挑战的事宜上,采用了美苏争霸时期留下来的‘新冷战’思维。迄今为止,美国两党已经向中国使出了‘浑身解数’,但都效果甚微,主要还是因为中国与苏联有着明显的区别,目前的国际环境也与冷战时期不可同日而语。单极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,唯有实现‘中美合作’,创造出中美两国共同主导的‘双极世界’,才能在未来真正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。”

  同时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对此作出了适当的回应,强调:“美国要怎么发展,怎么提升自己的竞争力,是美国自己的事,但不应当总是拿中国说事,把中国当作‘假想敌’,视为美国经济实力衰退、政治地位下降的‘挡箭牌’。这种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面临的所有问题,也会进一步阻碍中美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。”

  美推《鹰法案》欲与共同党决裂,原因竟是议题两党意见不合。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,美国两党间的矛盾本就与中国无关,只是在“议题”的意见分歧下充分体现了出来。而美国人面临的困难同样与中国无关,只是在国内民众的压力面前将中国当做了“泄愤对象”。不得不说,在中国在亚太快速崛起的同时,美国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“转型期”,倘若拜登政府不能完成“新时代国家战略思想”的转变,依然活在美国为首的“一超多强”世界旧秩序里,其结果只能是“活成自己当初最讨厌的样子”。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,也只能被历史的车轮压得粉碎。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(Henry Kissinger)在今年4月24日举办的中美“乒乓外交”50周年纪念活动上所说的那样:“拜登政府能否正视中国的崛起,彼此之间达成一种谅解,是中美关系能否走向正轨的关键所在。只有美国真正接受中国的强大,双方才能共同致力建设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新秩序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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